多年來，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經常用GDP指標來評價、科技進步常用發表SCI和EI論文篇數來衡量，這些單一畸形的指標所存在的問題以及其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已經有很多人寫文章對其進行分析和批判，政府管理部門也逐漸意識到其片面性。但大家對安全狀態的評價指標，如傷亡總人數、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礦商貿就業人員十萬人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等類似的指標，作為安全狀態的評價指標，卻沒有提出多少異議。這可能是源于大家的樸素而美好愿望：死傷越少總是越好的。如果事實僅僅是這樣，我也贊同。但問題是生產安全的狀態、特別是公共安全的狀態的好轉，并不是用一個簡單的數字的大小就能完全反映的，而且會帶來很多弊端。

        如果片面的追求死傷數字的遞減，由于事故的發生或死傷事件的發生并不是均勻分布的，客觀上某些時段、某些地區、某些行業的傷亡人數可能會突然增加和突然降低。如果忽視了這一事故發生的規律，就可能出現這種現象：當傷亡人數降低了，就忘乎所以慶祝起來，而當傷亡事故又高發了，有責任的管理部門為了免于受到追責，就干起瞞報漏報的荒謬行為來。如此一來又會造成惡性循環，為了使年年月月傷亡人數不斷遞減，每屆領導的安全壓力面前，就就經常會不斷的瞞報漏報下去，長期下去就會使評價指標失去意義，安全狀態虛假現象膨脹！這種現象現在可能已經很普遍。
        事實上，由于安全投入與產出的滯后效應，當年的安全業績往往不是當年的安全投入或管理起作用的，或是說是幾年前的安全投入和機制進步所體現的效果，職業危害的防治效果更是如此。如果不實事求是一概而論，現在領導輪崗換崗很頻繁，沒有很直接的關系就把當年某一個地區的安全業績或敗績都歸咎于當年的管理部門或領導，這是不太科學和不公平的。安全狀態的好轉應該以較長一段時期與另一段時期的比較才能看出的問題。
        當某地區某段時間不計成本加大安全投入時，該時期內安全形勢也會根本好轉，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今年的9.3北京閱兵期間，這些特殊時間段和特定的區域里，都不能反映常態下的安全狀態。這也類似于2014年的“APEC藍”不能代表“長期藍”一樣。
        另方面，單純的傷亡人數減少了安全生產形勢就好轉了？也未必，比如企業產能減少了、甚至不開工了，這也可以是傷亡人數減少的重要原因；企業轉型升級了，脫離了高危行業，傷亡人數也會降低；通貨膨脹了，億元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也會降低。
        對于公共安全問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即使沒有傷亡并不意味著安全狀態就好，例如，某地區發生殺人犯流竄、或是牢犯越獄，也會造成人心惶惶，社會狀態很不安全。有時一條駭人聽聞的虛假報道或是微信，即使沒有造成什么人傷害，其對安全狀態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如果片面的追求降低傷亡人數，則那些傷亡較多的地區和行業可能就會得到政府的重視和較大的安全投入，而忽視了安全狀態比較好的地區和行業，時間長了可能又會出現顧此失彼，更容易使來之不易的安全狀態發生波動。
        其實安全狀態的評價指標是多樣性的，有用傷亡數量的負面性指標來表征的安全狀態，還能用正面指標來表征的安全狀態，如一個地區的老百姓或一個企業的全體職工的安全觀念、安全知識、安全能力的提高程度，或是用安全文化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也可以用人的不安全行為發生次數的減少來反映安全狀態，如用城市的違規駕駛人次數和行人闖紅燈的次數等來表征該城市的交通安全狀態及其好轉程度。如此等等，盡管這些評價方法要復雜得多。
         安全和安全評價本來就是一個復雜問題，如果把復雜問題粗暴的簡單化或機械化，就會產生更多的安全問題或隱患，進而使安全評價這一行為本身變為新的不安全因素或隱患。安全狀態評價粗暴簡單化也是安全工作急功急利化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