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個非常復雜和矛盾的過程，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既有下面的，也有負面的。

全球化促成以軍事為中心的傳統安全觀向以發展為中心的綜合安全觀的轉變。自民族國家形成以來，維護國家安全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最高利益和目標。以往的國際體系是一個弱肉強食，誰也管不了誰的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在無政府狀態下，一些國家通過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而被侵略或受威脅的國家為了自身的安全又不得不擴大和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于是形成了以軍事為中心的傳統安全觀。我們所以在這種安全觀前面冠以“傳統”二字，是因為自民族國家形成以來任何主權國家的安全都是由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構成，并靠軍事手段來維護。這種以軍事為中心的傳統安全觀在冷戰時期表現得最充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和以前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處于嚴重的對立和沖突之中。在歷史上，這種安全觀曾產生過嚴重的后果。一是反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別人不安全的基礎上，導致安全——不安全的惡性循環，釀成歷史的無數次戰爭，特別是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二是引起瘋狂的軍備競賽。武器，特別是核武器的生產和儲備遠遠超過威懾的需要，甚至達到反整個人類消滅數次的荒唐地步。

經濟全球化開辟了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國家安全開始從生存層面向發展層面傾斜。靠武力占領別國領土，掠奪別國資源來擴大“生存空間”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劃不來，使用武力的代價越來越大而好處越來越小。戰后日本和德國復興的經驗表明，他們不是作為軍事大國，而是作為經濟大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他們從科學技術和商貿活動中得到的好處遠比其前輩從侵略和征服中得到的要多得多。全球化時代的國家體系雖然不是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但已不是從前的無政府主義世界。當前國際組織日益增多，各種國際制度和規范日趨完善，關于政治、經濟、軍事的雙邊或多邊協議成為國家間全作的主要形式，所有這一切都有助于建立控制沖突，消除軍事威脅的合作機制，降低了國家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客體隨著國家利益多元化不斷增多和細化，已從政治和軍事的傳統安全安全領域擴大到經濟、科學技術、生態環境、文化和社會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產生了以發展為中心的綜合安全觀。如果把國家安全看作一個系統的話，它是由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等要素構成。全球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非常集中地體現在這些要素上。

1、? 全球化對政治安全的影響。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與核心。一個國家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就無法生存下去。當前的全球化趨勢雖然沒有改變主權的基本原則，但對主權提出了一系列挑戰。全球化所形成的物質流（資本、商品、技術、人才）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使一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國際經濟組織及跨國公司控制和干涉屬于他國主權范圍內的事務成為可能。在全球化中，規范各國之間的交往與全作的各種國際制度大多是由發達國家根據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制定的，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其他國家正常行使主權。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國際互聯網的擴大使國家政治邊界形同虛設。信息革命一方面削弱了某些信息技術落后的國家的主權，另一方面又增強了某些信息技術發達國家的地位和主權，對發達國家有利。上面提到的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影響并不是說我們贊同西方政治家鼓吹的“主權有限認論”和“民族國家消亡論”。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的進程都需要得到曙家的支持和保護。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要融于國際社會都需要享有同時又讓渡某些國家主權。問題是在讓渡和享有、權利和義務之間找到一個把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平衡點。

2、? 全球化對軍事安全的影響。軍事安全就是要有鞏固的國防和足以威懾和抵御來侵略的強大軍隊。戰爭全為政治的繼續自古以來被認為是捍衛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在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中有一句名言：“你想要和平，你就得準備戰爭”。正是在這思想的指導下，一些國家在冷戰時期開展了軍備競賽和爭奪軍事優勢的斗爭，結果把人類拖到核大戰的邊緣。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的主題，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的主題，和平與發展促進了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上的相互依存，減少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危險性。當今世界軍事形勢的特點是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國家間的戰爭減少，但地區和國內沖突急劇上升。世界各地的地區性沖突都有外國介入或干涉的背景，冷戰后的干涉主義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維護民主和人權的旗號推行的新干涉主義。新干涉主義的實質是用軍事手段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和他們主導的全球化。資料表現，近年來世界發生的大規模武裝沖突大多是內戰，如在1999年發生的27次武裝沖突中有25次是內戰，而且這些內戰都是全球化中日益邊緣化的極度貧困的國家中發生的，貧困是導致一些國家內戰的重要因素。

軍事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橫行的今天。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全球化時代，軍事并不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唯一手段，軍事對解決金融危機和一些生態災難就無能為力。這是以軍事為中心的傳統安全觀被以發展為中心的綜合觀取代的原因之一。

3、全球化對經濟安全的影響。冷戰結束后，世界范圍內的軍備競賽被以發展經濟為主的綜合國力競爭所代替，冷戰逐漸轉化為經濟戰和貿易戰，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凸現。國外的一些政治家和領袖早就注意到經濟安全對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如日本通產省早在1982年就發表了國家經濟安全戰略報告，克林頓入主白宮后把經濟安全列為美國對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在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后修改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中，經濟安全被放在國家安全的首位。在經濟全球化中如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在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和競爭中一國經濟的生存和發展更易受到別國的威脅和傷害。經濟安全的內涵和側重點對具有不同發展水平和價值觀的國家而言是有差別的，但也有共同之處，一般而言，一國的經濟安全決定于該國政府駕馭全局的宏觀決策和調控能力，該國商品和服務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和較強的競爭能力，在世界性資源短缺的情況下能有效地獲得所需的資源，有經受全球性金融危機沖擊的能力，有和平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等。

當前，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并積極參與其中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焦點。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對所有國家來說都各有利弊，既帶來機遇，也帶來風險和不安全的因素。究竟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不僅決定于國家的發展水平及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也決定于參與 者的主觀能動性。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安全因素，可以通過參與 者的審時度勢、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的積極應對減少到最低限度。

4、全球化對科技安全的影響。科學技術是全球化的動力，而且全球化本身就包括科技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在更深層次上推動了世界整體的全球化進程。科技全球化的特征主要表現為：科學研究活動日趨全球化，跨國公司研究開發的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企業間策略性技術聰明迅速發展和區域科技合作不斷增強。當前，世界各國都把發展科學技術作為捍衛國家利益，提高綜合國力的重要手段，因而競爭非常激烈。科學技術發達可以興國，科學技術嚴重落后也可以敗國。科技安全對于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側重點。發達國家占有科技優勢，因而具有較強的科技安全感，他們試圖通過技術封鎖和知識產權保持科學技術優勢和壟斷，而發展中國家首先考慮的是發達國家的科技優勢造的威脅。

全球化時代的科技安全非常突出地體現在網絡信息安全中。在當今全球化時代，支持網絡信息安全的尖端技術和核心產品大多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依賴他們，進口一些通信和計算機設備。但這些進口的設備是否被人做過手腳，是否埋伏著芯片“特洛伊木馬”，這既是一個科技安全問題，又是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問題。

5、全球化對文化安全的影響。某一國家或民族的文化是非曲直該國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其核心是作為國家和民族靈魂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文明以商品、信息為載體進入各國市場，對所在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造成巨大的沖擊。就以當前我國的情況而言，在社會的某些階層和某些人的頭腦中，消費至上代替了勤儉節約，拜金主義代替了奉獻精神，個人主義代替了集體主義，甚至連愛國主義也不講了。長此以往我們就中了西方戰略家通過經濟全球化消滅文化多樣化，通過市場經濟改變我們的意識形態，進而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實現和平演變的詭計。

當前，對文化安全威脅最大的莫過西方國家提出的關于“人權高于主權”和為“價值而戰“的價值觀。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由于歷史背景不同對人權有不同的理解。對于曾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人權首先是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獨立和自由的權利；對于解放了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人權首先是擺脫貧困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歷史證明，在任何國家人權需要靠主權來保障，沒有主權就談不上人權。西方國家把人權置于主權之上主要是為它干涉別國政的政治目的服務。

現代科學技術為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大眾信息傳播進行文化侵略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而發展中國家在科學技術上的落后導致反文化侵略的不利。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侵略上的技術優勢變成宣傳優勢，使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經常處于被動接受者的地位。

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和靈魂，在經濟全球化中如何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我們要謹防在全球化中喪失自我。

6、全球化對生態安全的影響。如果說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國家安全要素中，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來自別的國家，那么在生態安全中，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則來自自然界。譬如全球氣候變暖，臭氧減少，森林面積和生物多樣性銳減，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生態安全涉及到國家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因而是最基本的安全。

生態安全具有跨國性和全球性。發達國家早已過上富庶，甚至奢侈的生活，在環境與發展的兩難選擇中往往向環境傾斜，甚至為了保護環境而抑制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解決燃眉之急的生存問題更傾向于發展，認為“發展是硬道理”。由于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世界各國在保護環境上存在一系列矛盾，生態安全也就成為國際政治斗爭的焦點。開發本國資源本屬于國家主權，但一些發達國家以保護環境為由橫加干涉，一些國際組織給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往往附帶苛刻的環境條件。一些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環境，將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和有毒的工業廢物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環境問題的全球性告訴我們，能否確保生態安全在很在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合作，因此應建立一套有效的國際環境合作機制和國際環境危機處理機制。

7、全球化對社會安全的影響。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不僅來自外部，還來自社會內部，因而社會安全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廣義上講，社會安全是指社會有序的運行狀態，它強調作為協調的社會群體結構和有序的社會狀態的統一。從狹義上講，它包括對危害社會安全的三個方面，即對違法犯罪、突發事件和災害（人為災害和自然災害）的控制。一般說來，一國的社會安全主要取決該國政府執行的國內政策，政府決策失誤、政府腐敗、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高失業率和高犯罪都會危害社會安全。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全已不單單是本國內部的事務，而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和干預。有的國家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支持他國內部的敵對勢力進行顛覆和破壞活動是對社會安全的最大的威脅。譬如，“法輪功”是徹頭徹尾的反科學、反人類、反社會的邪教，它在嚴重破壞我國的社會安全，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無論是實行什么樣的社會制度，都不會聽任“法輪功”這樣的邪教組織恣意危害人類。然而，美國政府曾經無視“法輪功”的極端危害性，肆意歪曲事實，揮舞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棒，對我國政府處理“法輪功”問題進行無端指責。與此相反，聯合國安理會于2002年9月11日正式將“東突伊斯蘭運動”列入安理會頒布的恐怖主義組織和個人名單，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打擊恐怖主義、維護社會安全的立場和行動的積極支持。

社會安全在國家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為各種不安全因素最終都會以社會抗議和社會動亂的形式表現出來，社會動亂往往造成政府危機，國家癱瘓。為了增加對社會不安全因素的可預測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社會安全的指標體系和預警、評估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當前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上。“9?11”事件表明，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不僅來自國家之間的戰爭，還來自非國家組織的恐怖主義活動。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當代的國際恐怖主義是全球化負面影響的產物。首先，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加劇了不公正、不平等、貧富兩極分化的形勢，在廣大的窮人中引起絕望和怨恨的情緒。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主權，破壞了法律和規章制度，使國家“空殼化”，恐怖主義正是利用這一點建立了跨越國界的“網絡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