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煤礦安全生產事故頻發的經濟學原因主要有：成本投入不足；“官煤勾結”；超生產能力生產；監管責任失察、權錢交易嚴重等。因此，我國對煤礦安全生產的治理主要應從以下方面入手：增強安全意識。完善投入機制；變革審批制度，實行產權分離；健全市場秩序，加速價格改革；加強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礦；推行垂直監管，扼制權錢交易等。
　　[關鍵詞]煤礦安全生產；經濟學；官煤勾結；權錢交易
　　
　　一、煤礦安全生產現狀
　　
　　我國對煤礦安全生產從來也沒有停止過整頓和治理。2006年12月21日，國務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對山西、遼寧、廣東等地11起重大煤礦安全生產事故的處理結果，提出力爭用三年時間解決礦難問題。進入2007年，國家繼續重拳出擊煤礦安全生產問題，但是觸目驚心的煤礦生產事故依然頻繁發生。僅 2007年3－5月，在山西、河南等地就發生數起煤礦重大傷亡事件。其中，2007年3月18日山西晉城市苗匠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被困井下21名礦工全部遇難；2007年3月28日山西臨汾堯都區余家嶺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造成26人死亡；2007年3月22日河南汝州商酒務煤礦發生透水事故，造成 15人遇難；2007年4月16日河南寶豐王莊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造成33人死亡，六名礦主逃跑；2007年5月5日山西臨汾蒲縣克城鎮蒲鄧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遇難28人。雖然國家三令五申，但煤礦安全生產還是令人堪憂。近年我國平均每7.4天發生一起特大煤礦安全事故，遠遠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我國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產量的35％，事故死亡人數則占近80％；我國采煤效率僅為美國的2.2％，南非的8.1％，百萬噸死亡率卻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2007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一些涉及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解決得不夠好。食品藥品安全、醫療服務、教育收費、居民住房、收入分配、社會治安、安全生產等方面還存在群眾不滿意的問題，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環境保護等方面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仍未能根本解決。”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意義上說，這些問題的嚴峻性，已經擺在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非解決不可。一個社會只有生產是安全的，社會才是穩定的，民生才是有保障的。安全生產問題帶有行業特點，資源型的煤炭產業安全生產問題優為突出，因而煤礦安全生產就成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頭等大事之一。
　　
　　二、煤礦安全生產問題的深層原因
　　
　　中國礦難頻發固然有其自然的因素，由于瓦斯、煤塵，煤礦區域的洪水、地震等原因，決定了煤礦生產屬于高危行業，但是更多的礦難都有其經濟和社會的原因。正如李鐵映指出的：“從已查處的案件看。幾乎每一起特別重大事故的背后都存在著腐敗行為。”正是這些原因沖破了人類設計的防御預警系統從而引發礦難；正是這些原因破壞了人類自己制定的生產規則而造成礦難；正是這些原因使已有的煤礦事故預防技術和設備根本無法進人煤礦，導致煤礦事故的發生成為一種“必然”。當然，同樣原因也導致了中央政府近年來整頓煤礦安全生產秩序、抑制煤礦事故的各項政策和措施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
　　
　　1　成本投入不足，安全意識薄弱。
　　煤礦安全生產的隱患始終存在：一是長期的資源配給制度，導致資源無償或廉價被使用。由于進入煤礦生產的門檻過低，經常性的盲目開采和無證開采，致使我國煤礦普遍安全投入不足。這是造成我國煤礦安全事故的發生率和事故規模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原因。我國煤礦存在著地質構造復雜、傾角大、煤層薄、煤層不穩定和災害嚴重等問題。現有煤礦的生產基礎大多是計劃經濟時期由國家投入的，近年來鋼鐵、電力、冶金等高能耗工業的大發展極大地刺激和拉動了煤炭的過量需求，煤炭的過量開采造成技術更新緩慢和原有設備的迅速貶值。在煤炭逐步放開經營的環境下，投入問題暴露了出來，凸顯了國家在投入機制上調控政策和扶持政策的不足。一些承包的煤礦存在短期行為，拼命消耗，礦山資源枯竭，無法治理環境，無法可持續發展，政府繼續為成本買單，逐漸形成了惡性循環。二是比投入不足更加可怕的是安全意識淡薄。許多管理者漠視弱勢群體，許多人對預防為主掉以輕心，“安全責任重于泰山”幾乎就是應付上級檢查的一句口號。安全意識淡薄一定意義上又說明了社會信用體系的問題，一些權利階層的人“群體性冷漠”造成了社會底層民眾被社會遺忘的境地。
　　
　　2　產權關系不清，價格機制乏力。
　　煤炭資源開發與利用實際上一直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各地方無償占有和支配礦業權，煤炭資源成為地方政府實現政績的手段。在產權分離的企業制度改革中，煤礦企業產權關系并不清晰，作為國家所有權的資源，歸地方分配使用，大多采取行政劃撥，而非采取招標、拍賣等市場競爭方式，加之行政審批轉讓的不規范，導致野蠻式開采，不僅開采成本未進入價格形成機制，而且回采率非常低，尤其是小煤窯極大地浪費了資源，采礦制度從根本上違背公平原則。煤炭資源的稀缺性和下游產業發展過熱必然導致煤炭價格的需求拉動型上漲。這種上漲一方面導致國家價格調控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導致煤炭企業因價格飚升的利益驅動引發生產失控。由于煤炭資源的稀缺性，價格卻未能真實反映價值和供求關系，煤礦生產不能有效地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調節，一方面造成某些產能過剩的國有大型煤礦價格過低，另一方面造成承包煤礦的大小“煤老板”謀取暴利。正是由于現行煤炭價格的計劃調撥，像產煤大省山西省幾十年的煤價都是國家計劃調撥的，必然造成煤炭市場秩序的混亂，而價格一旦上漲，產煤集中的地方就會發生安全事故。
　　
　　3　“官煤勾結”：煤礦安全治理的最大障礙。
　　能源緊缺、煤炭價格上漲使煤礦采掘業成為近年來的暴利行業。媒體披露，近年來中國煤炭市場噸煤的純利潤在100－200元人民幣左右(原煤會因為種類、質級等原因導致售價不同，由于貧礦富礦等原因導致生產成本不同)，一個年產幾萬噸的小煤礦，年獲純利就可達幾百萬元，稍大生產規模的煤礦每年的純利可以超過1000萬元。山西省高平市的統計年鑒表明，2003年該市原煤累計開采量為1150.68萬噸，其中市屬煤礦為214.87萬噸，市以下鄉鎮煤礦為 807.55萬噸。該市政府一位官員分析，根據2003年的數據計算，私人手中累計的原煤開采量應在700萬噸左右，按照每噸煤炭200元的純利潤計算，當年私人獲取的純利潤應該在14億元左右。正是這種超額利潤的誘惑使各級政府對小煤礦的整頓關閉措施難以施行。從有關煤礦事故的報道中，我們看到了礦主們在事故發生前后對法律的蔑視。很多煤礦在發生事故前曾多次收到當地煤礦安全監察部門的停產整頓通知，甚至曾經被這些部門實施關閉，但這并不影響煤礦的繼續生產，即使把對礦難死者的賠償額提高到了20萬元，也同樣不能阻止礦主們繼續違章違法生產。因為，從煤炭生產中輕易獲取的暴利使礦主們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對抗安全監察部門的執法，甚至收買執法人員；同時，“20萬元”在日進百萬元的礦主們眼里根本不算巨款。面對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礦主們，一些官員的心理活動并不復雜：既然無法阻止他們的違法生產，為何不“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呢?于是，“(政府)官(員)”與“煤(商)”就這樣“勾結”了起來。正是由于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才大聲疾呼：“‘官商勾結，官煤勾結’已經到了該引起高度重視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