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闡釋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基本邏輯，支撐新時期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從區域自主治理向全域空間設計的戰略轉型。

研究發現：基于國土空間“要素-格局-過程-服務”級聯框架及全域耦合關聯，針對目標、對象、區位及途徑厘清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基本邏輯：以提升人類生態福祉而非生態系統服務潛在供給增長為核心修復目標，國土空間社會-生態要素為基本修復對象，構建多尺度協同的生態安全格局識別重點修復地域，秉承多層級協同次優而非單層級最優的主導修復途徑。

關鍵詞：國土空間生態修復；修復目標；修復對象；修復區位；修復途徑

1 引 言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程加快，人類對大部分自然資源的使用已經逼近或者達到其生態承載力上限，生態系統在數量和質量上均遭到嚴重破壞，國土空間生態安全受到顯著威脅，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迫在眉睫。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并強調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的生態修復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與此同時，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理念也在不斷地完善優化。

對照理論分析與實踐案例，可以發現目前的理論認知在指導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工作整體流程及邏輯框架方面還有所欠缺。國土空間生態修復不僅僅是生態系統質量的改善，更是生態文明戰略架構下對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引導，即將過去依托資源承載力的社會經濟增長轉變為強化生態恢復力的人地協同可持續發展。因此，本文基于國土空間“要素-格局-過程-服務”級聯框架及全域耦合關系，從修復目標、對象、區位、途徑4個方面闡釋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基本邏輯，以期為新時期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從區域自主治理走向全域空間設計提供科學支撐。

2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基本邏輯

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工作的高效實踐有賴于對其目標、對象、途徑及區位的科學認知與設定。其中，目標是修復工作的引領性指南，對象是修復工作的基本指向，途徑與區位則提供了修復的基本路徑及重點地域。目標決定了對象與途徑，修復目標不同，修復對象及途徑必然相應改變；鑒于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復雜性，區位識別可以更精準鎖定重點修復區域。因此，修復目標揭示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因果關聯，修復對象指示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工作內容，修復區位與修復途徑則凸顯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布局路徑，分別從為什么做（why）、做什么（what）、在哪兒（where）、如何做（how）等方面揭示了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基本邏輯（圖1）。

2.1 修復目標——人類生態福祉提升而非生態系統服務潛在供給增長

隨著科技進步，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攫取能力越來越強，由生態系統提供的糧食、蔬菜、水產品等供給服務持續增加，然而工農業化工產品的生產及使用帶來了一系列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問題，人類從生態系統中獲得潔凈水、新鮮空氣等生態產品的質量日益下滑。基于此，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目標不僅僅是以生態系統服務供給（人們切實消耗的生態產品或者利用的過程）或者潛在供給（生態系統可持續提供生態產品或者服務的能力）的增長為目標，而是基于社會經濟手段，通過改善生態系統的結構及人地關系，提高其生態承載能力，實現生態-經濟的良性循環。

福利是實現人類福祉提升的條件及保障性措施，人類生態福利來自于自然生態系統，尤其是通過生態系統服務這一社會—生態系統耦合的橋梁。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本質上是一個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的博弈過程，其結果既可能是權衡，也可能是協同；而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最終目標就是規避權衡、強化協同，在自然生態恢復的基礎上，基于生態、工程、經濟等多維度綜合的主動人為干預，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康與穩定，強調可持續的福祉提升。

“高福利、低消耗”是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理想模式，生態福利績效定量表征了人類將自然資源消耗轉化為生態福利水平的能力和效率，也直接決定了人類生態福祉的投入產出水平，被視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指標。

作為生態福利績效的投入端，自然資本是由流量資本和存量資本兩部分組成的自然資源貯藏，其中流量資本維持著年際可再生資源流及生態系統服務的潛在供給，在其不足時，存量資本將作為補充而消耗；如何有效分配自然資源的存量、流量資本消費，直接關涉人類生態福祉（生態福利績效產出端）提升的可持續性；生態系統服務作為連接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的橋梁，則提供了生態系統外部性的內化途徑，是從自然資源消費到生態福祉提升的核心過程；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過程則是一個人類生態福祉獲取的反向過程，即面向人類生態福祉提升，調整產業結構及發展方式，降低產業生態影響、推進生態友好型經濟模式（經濟生態化），經濟運行過程中強化流量資本的使用效率，轉變經濟增長為經濟發展，最終實現以生態資源帶動產業發展（生態經濟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強化了人類生態福祉的目標重要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的途徑必然性，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是明確了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核心目標應落實在人類生態福祉提升而非生態系統服務潛在供給增長（圖2）。

2.2修復對象——國土空間社會-生態要素

生態修復強調對受污染、被破壞的生態系統進行綜合整治，從而實現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恢復、更新乃至提升。因此，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落腳點應聚焦于社會—生態耦合系統，而非社會系統或生態系統的單一要素。

生態系統由山、水、林、田、湖、草等要素組成。區域山水林田湖草與人在空間上的輻合構成景觀綜合體，而景觀格局與過程的相互作用強調不同要素之間通過內在過程有機聯系形成一定的空間結構（格局）；因此，在自然環境變化及人類活動的驅動下，區域國土空間要素之間及不同區域之間相互耦合，形成“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圖3）。需要指出的是，“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視角下的國土空間要素格局，不僅指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態要素的空間分布，還包括人口、產業、交通等社會經濟要素的空間格局，更強調自然生態要素與社會經濟要素在國土空間的輻合；而在國土空間“要素-格局-過程-服務”級聯框架下，相比于過程與服務，要素及其格局無疑具有更加明確的量化方法及指標，更指向空間優化的源頭途徑。

此外，景觀綜合體在空間上具有尺度依賴性，即在某一尺度上的問題需要在更小尺度上解釋其成因機制，并在更大尺度上尋找解決問題的綜合途徑。因此，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既需要關注區域尺度“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形成機理，識別重點修復區域、流域、海域及其關鍵要素，又需要強調國家尺度氣候變化、產業轉移、國際貿易等全球化的影響，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高效的動態協同關系。也就是說，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對象是人與自然互動下的“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的多尺度社會-生態要素（及其空間輻合格局）。由于時空異質性對格局-過程耦合及其演變具有根本上的驅動作用，定量刻畫不同尺度國土空間要素格局動態，是科學推進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前置條件。

2.3修復區位——多尺度協同生態安全格局構建

截至2019年7月，全國25個生態系統保護修復試點工程項目區面積約1900 km2。然而，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統計，中國陸地國土空間的55%（5280000 km2）為中度以上生態脆弱區。因此，全國得到保護修復的脆弱生態區域僅占極少比重，國土空間生態修復任重而道遠，重點修復地域的準確識別成為有序推進生態修復工作的基本前提。作為一種被動適應的、底線式的宏觀生態系統管理途徑，生態安全格局通過對維系區域生態過程及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的生態源地、廊道、戰略點及整體網絡等關鍵生態要素進行空間位置及范圍識別、人類活動管控、生境恢復及提升，能夠有效識別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重點地域，被視為統一生態保護修復的有效空間途徑。

不同尺度下，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核心目標不同，生態安全格局構建要點相應有異。國家尺度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既需要按照生態環境基底與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整合特征差異，明晰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重點區域、關鍵環節。相較而言，國家尺度更側重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戰略性指引；省級尺度起著重要的上下承接作用，關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協調性部署；市縣尺度則承擔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具體實踐，強調上級目標的落地性實施；國家、省級、市縣三個尺度的生態安全格局互為依托、彼此協同，才能有效提升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系統性（圖4）。此外，特定尺度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不僅需要考慮研究區的本底特征，還需要考慮研究區周邊一定范圍緩沖區域對本地生態系統服務供給、需求的影響，即生態系統服務的域外效應。

2.4修復途徑——多層級協同次優而非單層級最優

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是一個人地關系和諧程度不斷提升的過程；對人類而言，國土空間生態修復不僅意味著退化生態系統的末端恢復，更指向人類活動的源頭約束、社會需求的前端驅動；特定區域生態修復目標及方案的確定，需要有效契合生態系統本底條件與社會經濟發展需求。一般按照人工干預程度，對生態修復進行層級劃分，可簡單劃分為生態系統重建、生態系統整治、生態系統保護三大層級；人工干預程度越高越高，修復層級越低。

如圖5所示，對于特定范圍的國土空間，從時間序列來看，近期無疑強調人工措施主導下的中低層級生態系統重建、整治，中期關注中高層級的生態系統整治與保護、突出對人類活動的約束，后期則以高層級的生態系統保護為主、注重讓自然做工；從任一時刻的時間斷面來看，則存在重建、整治與保護多層級共存的情形，盡管不同層級之間的比例關系、重要性在不同時期有所差異；這一特定國土空間，在國家、省、市縣等不同尺度下，所承擔的生態修復職能緊密關聯又有所差異。而面向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系統性，多層級修復的時間動態性、空間異質性、尺度關聯性，使其協同過程中可能難以同時實現各層級的最優，需要綜合權衡生態修復的需求、技術、成本等約束，尋求多層級整合的次優解。

3 結 語

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本質在于修復不平衡的人地關系，“修”的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相處方式，“復”的是生態系統退化或受損的結構、過程、功能及服務。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實施對象為人類與山水林田湖草相互作用下耦合而成的國土空間社會-生態要素（及其空間輻合格局），強調對空間格局的動態修復，而非局限于當下的靜態要素或者單一過程；修復途徑上要注重多層級協同，強化系統整體次優，而非短期、局部目標的單一層級優化；修復區位的識別強調多尺度關聯的生態安全格局途徑，注重戰略引導與落地實操相結合；生態修復的“最終成效”應是生態系統的健康穩定及人類生態福祉的實質提升（圖6）。

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有效推進，與社會-生態系統演化密切相關。聚焦人地耦合關系，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強調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關鍵問題識別，布局生態安全網絡、維護生態安全，進而基于國土空間“要素—格局—過程—服務”級聯框架及全域耦合關聯，以人類福祉提升為目標，綜合社會需求、（生態）工程技術、修復成本等約束條件識別重點地域，多層級協同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