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一起劣質安全帽引發的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浙江一個建筑工地的工人，被吊裝過程中不慎落下的鋼筋擊中，安全帽被砸穿，鋼筋穿過腦部，救治無效后死亡。本應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線的安全帽，緣何如此不堪一擊？企業購買劣質安全帽，是產品制假技術高超造成真假難辨，還是漠視生命明知故犯？勞動防護用品使用的監管為何出現漏洞？
　　國家質檢總局曾在2003年，對安全帽質量狀況進行抽查，結果是合格率不到80%。以我國每年約5000萬只的安全帽消耗量來計算，會有近1000萬頂不合格的安全帽，以庇佑生命為名戴在工人頭上。在危險降臨時，無法起到最后一道防線的作用，可以說，這是一個潛藏的巨大安全隱患。在市場經濟下，終端消費決定生產制造，企業對低價格的盲目需求，促進了劣質產品的泛濫。只有抓住對終端消費的監管，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
　　某市對47家廠礦個體防護用品的配備和使用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個體防護用品配備率為54.5%，已發放的使用率僅為38.7%。這兩個數字可以反映出，勞動防護用品使用情況不容樂觀。除了浙江“安全帽”事件反映的企業不舍得投入，不按規定采購勞動防護用品外，勞動者自身防護意識淡薄，“領而不用”現象，以及勞動防護用品使用不當等問題也相當普遍。使用企業的這些問題，除了自身不重視對勞動防護用品的管理外，也反映出監管部門對企業勞動防護用品使用情況監管不到位。
　　
　　體制沿革
　　發現問題，需要追溯歷史。我國對勞動防護用品的監管，歷經了多次變革。上世紀50年代，國務院通過的《工廠安全衛生規程》《建筑安全工程安全技術規程》中，對勞動防護用品的配備和使用做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定，要求用人單位在供給職工適用有效的防護用品時，明確規定發放、保管、檢查和使用的辦法。60年代，原勞動部頒發《國營企業職工個人防護用品發放標準》。80年代，原勞動人事部、國家經委、商業部、全國總工會聯合頒發《關于改革職工個人勞動防護用品發放標準和管理制度的通知》及一系列規定辦法。其中明確了一個概念，勞動防護用品不是可有可無的職工福利，而是與職工安全和健康息息相關的不可缺少的必備裝備。此后，原勞動人事部、商業部、標準總局聯合頒布《勞動防護用品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暫行管理辦法》，將勞動防護用品管理工作，上升到標準化管理的高度。80年代末期，國務院頒布《工業產品許可證試行條例》，對勞動防護用品實行安全生產許可制度，為勞動防護用品的質量管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后，由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對勞動防護用品的監管工作，在1999年轉移到國家經貿委，2001年又劃轉到新成立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管局。2002年，《安全生產法》頒布，其中明確規定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有職責監督企業的勞動防護用品使用情況。2003年，國家取消了對勞動防護用品生產和銷售企業的行政許可制度。2005年，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頒布1號令《勞動防護用品監督管理規定》，對特種勞動防護用品生產企業實行安全標志管理。
　　歷經國務院體制的多次變革，特別是勞動防護用品生產企業的行政許可制度取消后，一些人認為失去了源頭監管的有力手段，監管總體弱化。大部分省份的安全監管部門，在總局1號令出臺前，沒有采取什么動作，好的可能在日常監管中加入一條對勞動防護用品的監督檢查。從監管力量上講，無論是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還是各地安全監管局，負責勞動防護用品監管的力量較薄弱，人員往往身兼數職。
　　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是一個新成立不久的部門，新人很多，缺乏專業技術知識和現場經驗，到企業檢查時往往走過場，不了解企業的職業危害有哪些，是否應采取防護措施，以及應采取哪些防護措施，由此造成假冒偽劣勞動防護用品質量在使用終端難以被發現。很多安全監管人員還存在執法不規范的問題。有的安監執法人員到建筑工地監督檢查，發現工人戴的安全帽不合格，是“三無”產品，就會直接把工人的帽子摘掉拿走，這就是不規范的執法行為。無論是政府監管人員還是企業內部的安全管理人員，在現場摘掉工人的安全帽，應該有一頂合格的安全帽給工人戴上，或者把工人叫離現場，另配一頂安全帽。
　　矛盾還存在于監管職能劃轉初期，各種政策出現真空，這時各省探索了自己的解決辦法，卻在國家安全監管總局1號令出臺后面臨銜接問題。例如河南省在國家安全監管總局1號令出臺前，頒布了《河南省勞動防護用品監督管理規定》，許多生產企業申請到了河南省的安全標志。1號令出臺后，《河南省勞動防護用品監督管理規定》停止執行，但對企業來說，申請國家的安標，有很多重復工作和重復費用。2004年河南省還下發了《河南省勞動防護用品監督員管理辦法》(試行)，為企業培訓了一批專(兼)職勞動防護用品監督員，這個很好的做法，最終卻未能實施下去。